工業(yè)革命的影響是什么
工業(yè)革命是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guī)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下面學習啦小編給大家說說工業(yè)革命的影響是什么，供大家閱讀!
工業(yè)革命的影響是什么
1、工業(yè)革命引起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使用機器為主的工廠制取代了
手工工場。
2、工業(yè)革命帶來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3、工業(yè)革命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4、但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也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分化，城市人口膨脹，住房擁擠，環(huán)境污染等弊端。
5、工業(yè)革命同時引起社會結構的改變。
6、從根本上說，后來出現的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是工業(yè)革命的間接產物。
7、生產力飛躍
8、出現了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工業(yè)資產階級與工業(yè)無產階級。
工業(yè)革命對社會思想的影響
1、工業(yè)革命使人感覺“人定勝天”，各種物質對人思想的沖擊很大;
2、工業(yè)革命的大工業(yè)物質化，社會矛盾對立，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產生;
3、物質的大量富余和人民的相對貧困，使社會矛盾加劇，革命思潮洶涌，英國等國通過改革實行“民主”，使近代國家體制真正產生;
4、確立了發(fā)財致富的社會價值觀
工業(yè)革命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1、工業(yè)化國家的民眾日益分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2、資本家日益擁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在與貴族的對抗中取得優(yōu)勢;
3、人類從此產生了大量的工業(yè)聚集，而影響了人類之間的關系。
工業(yè)革命對歐洲關系的影響
英國因為工業(yè)革命更加強大，法國因為工業(yè)革命也在歐洲保持地位，普魯士更加強盛，奧地利、俄羅斯、西班牙則日益衰落。
工業(yè)革命對環(huán)境的影響
1、在工業(yè)革命之后，世界上的煤炭總量飛速下降;以及石油，天然氣(沼氣)等同上
2、工業(yè)發(fā)展使二氧化碳，氟利昂，一氧化碳排放量急劇增加。
3、增加生產用地，使大量動物瀕臨或已經滅絕，生物鏈遭到破壞。惡性循環(huán)。
工業(yè)革命對生產方式的影響
?、俟I(yè)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使產品價值與勞動價值的比大幅增加
②工業(yè)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并使勞動日益單一化
?、垡鹆耸止す龉I(yè)向工廠工業(yè)的轉變
?、荛_創(chuàng)了制造大機器的時代
工業(yè)革命對世界格局的影
①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鞏固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統治基礎;
?、诿芮辛耸澜绺鞯刂g的聯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確立了資產階級對世界的統治;
?、劭陀^上傳播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猛烈沖擊著殖民地的舊制度、舊思想;
?、芪鞣街趁衤訆Z加強，殖民地人民更加貧困，艱難，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⑤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掌握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
⑥標志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
工業(yè)革命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影響
1、引起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使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工業(y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2、自由主義取代了重商主義;
3、標志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
4、促進近代城市的興起，城市進程加快，人口迅速增長，人們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fā)生改變;
5、中英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工業(yè)革命對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
工業(yè)社會時代的平民更加貧困、環(huán)境污染、犯罪等新的社會問題。
工業(yè)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歐美國家的科技革命客觀上也幫助了當時的中國，中國近現代工業(yè)化從引進歐美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始發(fā)展，這就是洋務運動，經歷了曾國藩、盛宣懷時代的江南制造業(yè)，廣東、福建的經濟特區(qū)時代，開始從珠三角、長三角和渤海灣向中西部發(fā)展。經濟增長的實質是科技創(chuàng)新與產業(yè)化，體現在科學家、企業(yè)家與金融家的社會活力。瞄準新科技革命，及時抓住從技術創(chuàng)意到產品市場化的整個經濟鏈條，帶來的是經濟從根基上崛起的機遇。
工業(yè)革命后期影響
1763年以前的那一時期中，歐洲諸強國僅在亞洲和非洲擁有少數立足點，它們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們從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qū)和幾乎整個的非洲。不過，在南北美洲，它們所能做到的比這要多得多。它們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歐化了。這一點在亞洲和非洲是辦不到的，因為那里土著居民為數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發(fā)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地區(qū)和大洋洲地區(qū)，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歐洲人從各個方面——種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方面—— 整個地移植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
工業(yè)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歐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已經看到，生產率的增長和醫(yī)學的進步導致19世紀歐洲人口的急劇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壓力是通過海外遷移找到出路。鐵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運過海洋和大陸，而種族迫害進一步促進了遷移;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15年中，150萬猶太人從歐洲東部的俄國逃往北美大陸，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主要例子。這種種因素相結合，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規(guī)模遷移。每過去10年，人口遷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長。19世紀20年代中，總共才14.5萬人離開歐洲，19世紀50年代中，有大約260萬人離開歐洲，而在1900至1910年間，移民人數高達900萬，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萬移民。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來自北歐和西歐;那時以后，多數移民來自南歐、東歐和東南歐。一般說來，英國移民前往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和美國;意大利人前往美國和拉丁美洲地區(q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國人前往美國，其中還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這種極其巨大的遷移的意義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亞洲俄國地區(qū)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遷移的目標是完全對著美洲和大洋洲的。結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種族方面幾乎完全歐化。雖然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設法活下去，但幸存下來的只是少數。換句話說，1763年之前這一時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紀期間已成為與舊歐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歐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不但在種族上，而且在經濟上被歐化。1763年以前，這些大陸上的歐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帶。但在后一世紀中，大陸的內地被橫越。工業(yè)革命通過提供必需的機械和技術，使由陸路侵入成為可能。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道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農業(yè)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fā)槍，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這些征服大陸的廣闊區(qū)域用的機械裝置對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亞人來說，如同對于美洲邊疆居民一樣，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個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評論道：“印第安野蠻人的軍事力量被完全摧毀，因為雷明頓已使他們認識到，一支軍隊能越過整個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蓋滿敢于反對它的人們的尸體。”
新大陸在殖民和經濟方面的發(fā)展，也自然地導致歐洲文化的移植。誠然，文化在移植過程中發(fā)生變化。文化不僅被采納，也被改變。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與大不列顛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亞半島的一個精確的復制品。然而，事實依舊是，語言基本上是相同的，雖然美國俚語使英國人著迷、陳舊的法屬加拿大方言使法國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樣的，盡管存在著營火復興會和摩門教信徒。文學、學校、報紙、政體——所有這一切都有著可以追溯到莢國、西班牙、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根源。
當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也存在著某些并非起源于歐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著其非洲背景的某種殘余物。幸存的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種混合文化人們也不應忘記荒原的影響;它給歐洲移民及其風俗留下了難以去除的印記。所有這種種力量說明了為什么紐約、墨爾本和多論多迥然不同于倫敦，為什么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利亞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馬德里。
不過，從全球觀點看，相似之處顯得多于不同之處。阿拉伯諸民族在從它們地處中東的家鄉(xiāng)向西擴張期間，曾越過北非擴張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島的文化之處，遠遠多于美國文化不同于英國文化之處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處。然而，摩洛哥現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無疑地，它自己也這樣認為。在同樣意義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如今是歐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國主義征服新帝國工業(yè)革命不僅是美洲和澳大利亞被歐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歐洲龐大的殖民地結構在亞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這種帝國的營建在1763年出現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數十年間穩(wěn)步地進行著。確實，19世紀初葉，在英、法兩國的某些集團中存在著不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認為殖民地僅具有極小的經濟價值，而英國與13個殖民地打交道的經歷似乎也為他們的意見提供了證據。然而，事實依舊是，英、法兩國在那數十年間繼續(xù)獲得屬地。例如，英國于1815年獲得開普殖民地和錫蘭，于1840年獲得新西蘭，于1842年獲得香港，于1843年獲得納塔爾。同樣，法國在1830至1847年間征服阿爾及利亞，在1858至1867年間遠征印度支那，此外，1862年時，還試圖在墨西哥得到一塊立足地，沒有成功。不過，這些獲得物與1870年以后營建帝國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國主義”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為歐洲少數強國的附屬物。
殖民地可以作為數量日漸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場;從獲取殖民地的不斷增長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國主義與工業(yè)革命之間的密切聯系。19世紀期間開始工業(yè)化的幾個歐洲國家和海外國家很快就在互相爭奪市場，并在這過程中，提高各自的關稅，以抵制別國的產品。不久，有人主張，每個工業(yè)化國家都應當擁有能夠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國競爭影響的市場”的殖民地。1898年，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艾伯特·貝弗里奇就這種看法向波士頓的一群商人作了頗有代表性的說明：
美國的工廠正在制造比美國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東西;美國的土地正在生產比美國人民所能消費的更多的東西。命運已經為我們制訂了我們的政策;世界的貿易應該而且必須是屬于我們的。因此，我們將如同母國(英國)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去得到世界的貿易。我們將在全世界建立貿易站作為美國產品的分配點。我們將派我們的商船隊駛過誨洋。我們將建立起一支真正偉大的海軍。自治的、掛起我們的旗幟并與我們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將在我們的貿易站周圍成長。
工業(yè)革命還產生了剩余資本，剩余資本又致使各強國尋找殖民地作為其投資的去處。資本在國內積累得愈多，利潤降得愈低，對國外更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的需要也就愈大。實際上，各強國，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對外國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例如英國，到1914年，已在國外投資了40億英鎊，等于其國民財富總數的四分之一。那時，法國也已在國外投資了450億法郎，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德國雖然是后起者，一直將其大部分資本用于國內工業(yè)發(fā)展，但也在海外投資了220億至250億馬克，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歐洲已成為世界的銀行家。在19世紀上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紀下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多半是在亞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對不穩(wěn)固的國家。提供資本的成千上萬個私人小儲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組織自然為其資本的安全而憂慮。他們寧愿在其投資所在的地區(qū)出現“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這種管理最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府來進行。如此，投入剩余資本的需要促進了新帝國主義。
新帝國主義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經濟性的;它也并不僅僅與工業(yè)革命有關。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馬耳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zhàn)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再一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世紀中特別活躍。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殺死。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yè)起見，也許樂于容忍這樣的危險，以為是可接受的，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斗爭和適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導致種族優(yōu)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杰出的帝國創(chuàng)立者塞西爾·羅得斯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
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結果，是導致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無法與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425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5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萬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850萬居民。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產生一種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勢：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區(qū)統治了其余地區(qū)。
工業(yè)化的歐洲強國不僅完全地擁有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還控制了那些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被實際共容的、經濟和軍事上軟弱的地區(qū)。晚清時期的中國、昔日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封建神權大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亞洲伊朗高原上的波斯就是例證;它們名義上都是獨立國家，但實際上，卻經常遭到掠奪、蒙受恥辱、受到資本主義強國以直接和間接的種種方式進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強國的經濟附屬物，只是在這一地區(qū)，歐洲的軍事行動因門羅主義而遭受挫折。不過，門羅主義并不妨礙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為“恢復法律和秩序”而一再進行的武裝干涉。俄羅斯帝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的經濟控制，但與此同時，沙皇政權的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足以阻止外來的經濟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的控制不僅擴展到其遼闊的帝國，也伸展到同樣廣闊的附屬地區(qū)。事實上，投入附屬國的歐洲資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這些投資通過各種手段和政治、經濟壓力——如：訓練當地軍隊的軍事代表團、監(jiān)督并通?？刂飘數刎斦慕鹑诖韴F、給居住這些地區(qū)或在這些地區(qū)經商的歐洲人以專門特權的治外法權以及與治外法權有關的種種安排 ——而得到保護。如果必要的話，還始終有美洲的海軍陸戰(zhàn)隊或東半球的炮艦作為最后的一種手段。
有關諸強國與各種殖民地和附屬地之間的關系的詳細情況，將在后面幾章中加以考察。這里的目的僅在于描述這些關系的一般格局。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歐洲少數國家以及俄國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這一發(fā)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別世紀中葉，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就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新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什么歐洲在19世紀后期的大擴張應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么新的東西。如果將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國族或民族對其他類似的集團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么，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qū)和近東，并統治那些地區(qū)達數世紀之久。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別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世紀后期的歐洲擴張就它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雖然羅馬通過掠奪、通過收集主要以糧食為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并不特別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殖民地繼續(xù)以與過去相同的方式生產幾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將這種帝國主義與后來侵擾并改造整塊整塊大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象將一把鏟子與一臺蒸汽挖掘機相比。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貢物僅僅歸于某一統治集團而不歸于另一統治集團。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fā)生徹底的變他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的生氣勃勃的工業(yè)主義對非洲和亞洲的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yè)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yè)資本主義太復雜、太擴張主義了，不能說是與殖民地的一種簡單的貢物關系。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毫不遲疑地進行掠奪和征收貢物。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后，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fā)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yè)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余資本和制造品獲得原料來源和市場。例如，英國曾用船把大量紡織品和資本運到印度，資本主要是用于鋪筑鐵路。到1890年，印度已鋪筑了約17000英里鐵路，大致與英國的鐵路網相等。但是，從1890至1911年，印度的鐵路網大約增加一倍，達33000英里，而在這同一時期中，英國的鐵路僅增加了300英里多一點。
應該指出，鐵路和其他大項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設施是用英國資本換來的。換句話說，印度并不是必須待到它積聚起足夠的資本時才發(fā)展其經濟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這早期階段，印度的經濟發(fā)展因與英國的聯系而得到促進。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經濟不僅受到促進，也得到重建，并在后一階段中歸于無效。英國的紡織品非常便宜，這時能通過鐵路網而分配到全國，從而，象在早一個世紀時使英國工匠破產那樣，無情地使土著工匠破產。不過，這兩種形勢之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同之處。英國工匠到城市中雨后春筍般地發(fā)展起來的工廠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卻由于他們的城市里沒有出現工廠而無處可去。英國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相競爭的工業(yè)結構。
這是一種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響了印度人民。他們以往歷來是通過農業(yè)和手工業(yè)謀生。而這時，工匠須削價與競爭者搶生意，沒有可替換的生活來源。農民也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卷入為英國工廠生產黃麻和其他商品的過程中。這意味著他們不再僅僅供養(yǎng)他們自己和附近城鎮(zhèn)的人們。這時，他們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受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支配。歐洲還通過傳入醫(yī)學科學和種種衛(wèi)生措施而從根本上影響了印度，因為醫(yī)學和衛(wèi)生措施導致人口急劇增低這種情況早先在歐洲也發(fā)生過，但是，歐洲有數百萬人進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卻做不到這些。因此，最后結果是人口增長、經濟發(fā)展受阻。
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對殖民和附屬地的影響的性質。印度已用作這種影響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其他地區(qū)，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帶有一些地方的變化。這一格局應當記住，因為它說明了為什么今日的世界被劃分成發(fā)達世界和不發(fā)達世界，為什么這兩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有著如此驚人的差異，為什么不發(fā)達世界的人民在獲得政治獨立之后，其首要目標是成為發(fā)達世界——盡可能迅速地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
對新帝國主義的回顧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新帝國主義對于世界，甚至對于諸從屬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災難。按照歷史的觀點，新帝國主義無疑將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進步，正如工業(yè)革命是歐洲人的一大進步一樣。實際上，新帝國主義的歷史作用在于將工業(yè)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yè)國家即工業(yè)資本主義能以世界性的規(guī)模起作用。這導致了對世界物力人力資源的遠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無疑，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致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產率無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實上，世界工業(yè)生產在1860至1890年間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間增加了七倍。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00萬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萬英鎊、1900年的404500萬英鎊和1913年的784000萬英鎊。
對于蛋糕的體積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沒有不同的意見。更確切地說，爭論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切開的問題上。諸殖民地民族已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于他們應得的份額。他們所得到的總的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的日漸上升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yǎng)。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將他們的產品總共賣得8670萬英鎊。這筆錢中，他們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著，有三分之二的錢給轉移到國外。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歐洲人。3670萬英鎊中，只有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里干活的非洲人。然而，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鎊。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著一個相似之處。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但是，又有一個基本差別：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對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寧可說，反對外國統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
工業(yè)革命，不同于科技革命，可以指：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以蒸汽機的改良為標志，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第三次技術革命以電子計算機的發(fā)明和使用為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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